拾以胜 （国宏特约观察员）

● 梗概                                             
1、中共改革脉络：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
　　1978年至今的大陆经济改革，论其指导思想，依然可以定性为略带草莽气息却又非常实用的“摸着石头过河”。三十年后再提改革开放，中共话语体系中出现了一个曝光率极高的词汇——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最早是由胡锦涛提出；李克强则是就“顶层设计”的总体性主张阐释最多的中共领导人；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未来总理的接班人，李克强对于下一阶段的经济改革具有一套总体方案，并且这一方案背后的理论基础及演化脉络可清晰追溯到李克强经济思想初步形成的1990年代初期。
　　如此漫长且有迹可循、并可最终形成为一种治国方案的经济思想形成，就学术研究而言，便具备了一种样本性的解剖价值；就治国理政而言，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管窥经济大势的独特窗口。
 2、李克强的经改思路：从三元经济结构到城镇化战略
　　梳理李克强近五年来的相关言论，两篇发表于中共第一党刊《求是》的重要文章，可以清楚宣示其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
　　李克强的经济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大陆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调结构才能促发展的关键阶段；调结构的首要任务是扩内需；扩内需的战略重点则是城镇化。
　　李克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即对大陆城镇化问题进行过系统研究，并形成题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的博士论文。
　　该文的理论基础脱胎于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并指出，大陆传统经济中的二元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大陆不能走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而是必须经历一个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三元结构时期。
　　概而言之，李克强所指三元结构的发展模式，即是“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其中，“城镇化”之“城化”更倾向于“大城市及城市群化”，“城镇化”之“镇化”则更倾向于“中小城市化”——基于农村工业聚集的乡镇而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城镇化”则是“城化”与“镇化”的有机统一。
　　李克强出生于毗邻苏南的安徽凤阳，入仕则先后主政中部河南及东北辽宁，2008年则进驻北京，四地风土人情不同，城市化模式也迥然有异。苏南城乡一体化的均衡发展、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的尴尬定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无奈衰落以及北京作为“帝都”的特大城市症结，李克强均身在其中，对各种模式之利弊必能感同身受。由是，李克强的核心经济主张便能够在历史经验与现实回应、政党理想与个体感悟的汇集统一中寻到确定的线索。
 3、中共未来十年的经济蓝图：可以预期到的几点变化
　　纲举而目张。以“城镇化”的推进路径观照大陆未来发展，若干重大领域将要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依稀可见一些端倪。
　　首先，未来十年，中共将有意识地推进大陆中小城市及大城市群的形成，由此引发新的经济增长板块出现及重大区划调整方案出台。
　　第二，未来十年，大陆户籍管理制度或不可避免地出现“三元管理格局”。
　　第三，未来十年，大陆农村土地管理格局将出现颠覆性重构，由此对大陆产经结构产生全面影响。
　　第四，未来十年，大陆现代农业将获得长足发展，大陆的精英阶层将探索出全新的农业经营模式。
　　此外，基于降低城镇化门槛的考虑，还可以预期，未来十年，大陆房地产市场的商业化取向将被长期压制，连接城市群的城际铁路投资将持续攀升。

● 正文                                                
 1、中共改革脉络：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
　　1978年至今的大陆经济改革，论其指导思想，依然可以定性为略带草莽气息却又非常实用的“摸着石头过河”；对中共而言，这比任何原创或舶来的主义及理论更能准确描绘大陆改革的历史轨迹。
　　回顾大陆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从“大包干”、“六四风波”、“南方讲话”、再到朱镕基时代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对内是住房、教育、医疗的全面产业化及国企改制，对外则是“入世”之后的全面接轨）以及紧随其后带有一定矫正色彩的所谓“胡温新政”，所有突破性的改革，无一不是基于执政者对当下所处压力的应激反应，就事论事，只在经济领域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回避更深层次的政改乃至法治议题，由是具备了鲜明的改良主义色彩。这种改革思路的共性表现为，以中共内部的最小分裂为前提，以渐进式改良为内核，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口号及合法性的最终理论归宿。
　　没有西方式宗教约束及多党政治掣肘的实用主义改革路线表现出了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若单纯以GDP量化中共的改革成就，大陆经济在2005年超过意大利，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仅3年之后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1年《世界经济展望》发表报告更大胆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共各级官员都习惯以辩证法看待问题，巨大的成就必然以巨大的破坏与冲击为后果。大陆三十年经济改革究竟导致了哪些核心问题？若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进行讨论的话，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通俗地概括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现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在2010年5月发表的《求是》长文中（该文被广泛解读为李克强未来经济改革主张的集中阐释，后文将详述）则更为理论化的概括为：“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损害大、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等方面。”
　　胡锦涛与李克强对于同一问题的阐述，除措辞风格存些许差别外，并无本质不同。“唯GDP主义”的增长路径导致了一系列不得不正视并必须打破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结论，在中共党内、学界及大众媒体，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忧患意识也在十七大之后被再次唤醒，并随着之后金融危机的来袭而深深烙进了执政者的理念深处，以至于，温和如温家宝的一国总理，也在多种场合，以近乎慷慨的语调反复强调：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十年后再提改革开放，中共执政者的话语体系中出现了一个曝光率极高的词汇——顶层设计。这一具有建筑学及系统工程意味的词汇，被胡温为代表的中共最高层以及地方政府首脑乃至某些职能部门的执政者反复提及。“顶层设计”的流行，一定程度昭示着“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思想的阶段性终结。抛却“设计”一词背后的计划经济色彩不谈，“顶层设计”至少意味着，中共开始系统性反思并构建未来经济改革的总体路线，力求从根源处及结构层面打开局面，一揽子破解部门式改革所无法碰触的利益纠缠困境。
　　据笔者考证，“顶层设计”最早是由胡锦涛在2006年9月会见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代表时提出，“要切实搞好装备发展的科学筹划和顶层设计”；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首现“顶层设计”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编制工作的组织者是李克强，李克强也是就“顶层设计”的总体性主张阐释最多的中共领导人；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未来总理的接班人，李克强对于下一阶段的经济改革具有一套立意高远、论证严密、表述清晰且极具操作价值的总体方案，并且这一方案背后的理论基础及演化脉络并非在李成为政务局常委后一蹴而就，而是可清晰追溯到李克强经济思想初步形成的1990年代初期。
　　如此漫长且有迹可循、并可最终形成为一种治国方案的经济思想形成，就学术研究而言，便具备了一种样本性的解剖价值；就治国理政而言，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管窥经济大势的独特窗口。
 2、李克强的经改思路：从三元经济结构到城镇化战略
　　不出意外的话，李克强将在2013年“两会”时出任大陆国务院总理。根据中共的接班制度安排，作为常务副总理，李克强早在十七大结束后便已开始主持诸多攻坚改革工作，如时下热闹推进的保障住房建设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无一不是棘手且关切深远的改革难题；不仅如此，作为未来总理的接班人，为保证政策执行的连续性，李克强还需在一些重要场合适时表述自己的治国思路以向群属及外界传递自己的执政主张。
　　梳理李克强近五年来的相关言论，两篇发表于中共第一党刊《求是》的重要文章，可以清楚宣示其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一篇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求是》2012年2月16日），另一篇是《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求是》2010年6月1日）。值得注意的是，发表于2010年的这篇文章是李克强于2010年2月5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稿整理，因此被舆论普遍认为是其经改思路的集中反映，海外媒体更一度将其作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经济改革宣言而大肆报道。
　　李克强的《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展示了其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及论证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作为一篇意在统一党内思想的《求是》文章，文中大量引用的国内外研究性观点及经验数据，昭示其所思、所言、所行之风格都将迥异于带有工程师印记的上一代中共领导人。
　　该文清楚宣示了李克强的经改大思路：在形势定性方面，李在第一章节即指出大陆“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才......”的论述方式昭示李所体认到的改革迫切性与出路唯一性；在方向明确方面，李克强在第二部分明确“扩大内需”是大陆“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在重点工作界定方面，李克强在第三部分明确指出“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大陆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要“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拓展持续发展空间”。文章最后三部分，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完善经济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则属于大陆经济改革的长期目标范畴，只是沿袭，并不构成李克强所精确设定的改革主张。
　　简而言之，李克强的经济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大陆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调结构才能促发展的关键阶段；调结构的首要任务是扩内需；扩内需的战略重点则是城镇化。李在发表于今年２月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一文中，再次以大篇幅明确了上述主张，并援引某海外经济学家预言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注：据笔者考证，该学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多次访问大陆，与中共高层及大陆学界互动频繁）。
　　不出意外的话，李克强的上述构想将成为中共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内主导性的经济发展思路，中共将以城镇化为核心统领经济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对于这一主张的概括，使用的词汇是极具大陆特色的“城镇化”，而非国际社会通行的“城市化”。
　　虽是一字之差，但反映到大陆的国情及改革语境中，两种主张所导致的政策操作则必然是大相径庭。
　　“城镇化”一词是由大陆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于1991年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从词义上看，城镇化似乎既包含了“城市化”又包含了“乡镇化”，意指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过程，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主要为农村小城镇）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目前大陆约有19000多个镇，镇离农民最近、最熟悉，农民进镇的门槛也最低。而城市化则是一个反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国际通用词汇，在大陆庞大人口基数的支撑下，大陆的城市化进程更容易表现为“北京化”、“上海化”的特大城市化倾向，最终导致一系列“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
　　即便关于“城镇化”的官方文件提法早在1999年中共第15届四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中即已出现，即便“城镇化”是目前使用频率较高的官方用词，但对于城镇化背后的理论依据以及具体推进策略选择的把握上，在中共体系内现役的大小官员中，恐无出李克强之右者。
　　李克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即对大陆城镇化问题进行过系统研究，并形成题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的博士论文。该文是在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导下完成，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同时发表于199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值得一提的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是迄今为止大陆经济学界的最高奖；《中国社会科学》也是大陆最顶级的学术期刊。
　　李克强曾在其回忆性散文《师风散记》中记述该文的写作过程：“写完博士论文，自觉尚可后，便请厉以宁先生准予进入答辩程序。厉先生当即开出了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先生开出的这张名单中的人却都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甚至可以称为权威性人物。厉先生说，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之久。”
　　鉴于大陆官员攻读在职博士的现象蔚为风潮且备受诟病，因此，鲜有中共官员的学位论文获得学界的广泛肯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李克强的这篇学术论文多少都显得有些另类。李克强晋身中共政治局常委后，国内外媒体在介绍其履历时，也会顺带介绍这篇论文所获得的学术肯定，却始终没有没有一篇关于论文本身内容的介绍文字见诸报端。
　　笔者之所以重提这篇论文，实在是因为该文在李克强治国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占据了太过重要的位置。学术研究的普遍规律表明，一种理念及范式的形成大多在青壮年时期，之后的经验只能缝补式修正或完善之前的理论，而很难出现颠覆式理念重组的现象。李克强在共青团书记处书记任上、以35岁的年龄完成了其博士论文的写作，虽是在职，但投入精力不可谓不大，且该文具备完整的理论架构及论证过程，并直指大陆改革的核心议题，由此，几可断定李克强的治国理念定格于《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一文。
　　该文的理论基础脱胎于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并指出，大陆传统经济中的二元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大陆不能走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而是必须经历一个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三元结构时期。该文认为，由二元结构转变为三元结构，并不意味着距离国民经济结构一元化的道路更漫长了，而是加快了结构转换的进程。
　　李克强认为，西方城市化的发展路径不适合大陆的国情，“不论是通过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还是依靠在城市中扩展工业部门来转换二元结构”，或者是“使用行政性的强制方法将剩余劳动力直接导向城市工业部门”来完成城市化的做法，都“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李克强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上述路径之所以不可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远远不足以吸收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迫流向城市的传统部门或贫困部门，由此导致“城市传统部门的恶性膨胀”以及“城市贫困社会的形成”，客观上反而增加了“二元结构转换的复杂性”。
　　基于此，李克强在该文中表现出的改革主张，是希望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工业部门以统筹完成具大陆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即，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工业部门，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农村工业部门实现就地转移；同时，鉴于农村工业部门出于专业化协作以及共同使用能源、交通、市场、信息及其他基础设施的需求，多会自发地向农村贸易为主的集镇集中，而这种集中又促进了集镇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政府以政策及资金因势利导，即可顺势将上述集镇发展为中小城市。由此，集镇转为城市，农民转为市民，农村工业部门转为城市工业部门，大陆城市化进程得以最安全、最自然的方式推进完成。
　　李克强所指的农村工业部门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在该文写作的1990年代，农村工业部门即是大陆乡镇企业。尽管今日之大陆学界对乡镇企业政企不分导致的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存在诸多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已由发展初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原始生产，逐步走向与小城镇建设互为依托、互相促进、集中连片、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大陆通过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宁（波）、台（州）、温（州）”、“环渤海”以及“成、渝（主城区）”等一批乡镇企业密集区，由此发展出诸多中小城市及城市群。
　　概而言之，李克强所指三元结构的发展模式，即是“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其中，“城镇化”之“城化”更倾向于“大城市及城市群化”，“城镇化”之“镇化”则更倾向于“中小城市化”——基于农村工业聚集的乡镇而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城镇化”则是“城化”与“镇化”的有机统一。
　　事实上，大陆建国至今，较为成功的城市化案例也大多表现为“城化”与“镇化”的有机统一，依托大城市工业带动及乡镇企业基础支撑而协调发展起来的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区域的城市带即为典型；单独的“城化”与“镇化”均看不到成功案例，老东北工业基地的衰落即是无“镇化”支撑而单向“城化”的必然结果，中西部地区大量无名城市的凋敝则是无“城化”带动而单向“镇化”的结果。
　　李克强出生于毗邻苏南的安徽凤阳，入仕则先后主政中部河南及东北辽宁，2008年则进驻北京，四地风土人情不同，城市化模式也迥然有异。苏南城乡一体化的均衡发展、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的尴尬定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无奈衰落以及北京作为“帝都”的特大城市症结，李克强均身在其中，对各种模式之利弊必能感同身受。
　　由是，李克强的核心经济主张便能够在历史经验与现实回应、政党理想与个体感悟的汇集统一中寻到确定的线索。大陆城市化的历程与8亿农民的现实、中共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想与李克强基于三元经济结构的理论原型及五十余年的亲身经历，共同注定了“城镇化”将作为经改总纲贯穿于李克强作为总理的十年（依循中共惯例，不出意外的话，李将在总理任上执政十年），以此统筹未来大陆改革的每一个重大领域。把握了这一点，也就窥见了未来大陆的经济蓝图。
 3、中共未来十年的经济蓝图：可以预期到的几点变化
　　纲举而目张。以“城镇化”的推进路径观照大陆未来发展，若干重大领域将要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依稀可见一些端倪。
　　首先，未来十年，中共将有意识地推进大陆中小城市及大城市群的形成，由此引发新的经济增长板块出现及重大区划调整方案出台。李克强构思中的“城镇化”区别于“城市化”的根本在于：“城市化”是资源由农村向城市单向转移的过程，而“城镇化”则是资源在“大城小镇”之间双向流动的一体化发展，亦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两个“反哺”的结合点与落脚点则是大城市周边的县城及乡镇，由此分别发育出中等及较小规模的城市。李在《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东部沿海地区，把有条件的中心镇发展成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和现有中小城市形成有序分工、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这既可以形成并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又能避免城镇过于分散造成的土地浪费，还可以避免一些特大城市过于膨胀造成的城市病。”“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要坚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至于中西部地区，鉴于该区域并无经济基础雄厚的特大城市存在，不具备形成城市群的基本条件，李克强在文中只以一句带过：“在中西部地区，以县城为基础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由此可见，李克强所构思的“城镇化”即是“城市群”式发展规划，而非大陆学界所争执不下、截然对立的“大城市化”或“中小城市化”。
　　果真如此的话，以下猜测将极可能成为现实：
　　（１）未来十年，中共将在中西部地区寻找大陆经济的“第四增长极”。大陆经济改革的版图上存在着一条广为世人熟知的地标轨迹，邓小平治下的深圳及珠三角，江泽民治下的浦东及长三角，以及胡、温治下的滨海及环渤海。对于以习、李为首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无论是从维护政党利益亦或树立个人功绩坐标的角度，都需要中西部地区至少形成一个以上的大型城市群，以此作为大陆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其实，李克强已经开始了其区域发展布局。2008年金融海啸后，中共为应对危机，除了推出饱受争议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外，各类区域发展规划的获批也引发极大关注。2009-2010的短短一年间，《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海南国际旅游岛规划》、《天津滨海新区升格扩区》、《黄河三角洲发展规划》等规划相继获国务院批复，区域规划出台的频次及密度均为历史罕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划均出自“中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区域发展总体思路，该思路的理论基础正是“城市群”战略，而该思路的推动部门恰是李克强分管的国家发改委。从大陆目前的区域格局来看，究竟哪些区域有机会成为大陆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大陆发改委资深研究员易鹏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两个区域，一是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区，另一个则是以武汉、长株潭、南昌为支点的中三角区域（参见《中国经济第四极与新一代领导布局》，联合早报，2012.6.19）。
　　（２）未来十年，大陆行政区划极可能出现重大调整。大陆目前共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除去港、澳行政区域高度自治管理外，31个省级行政区划在中共中央领导和大陆国务院管辖下开展各项活动。但是，这种行政区划并不合理：有的省区行政区划面积过大，如内蒙、新疆等，兼之该区域民族宗教构成复杂，管理难度较大，地方一把手五年任期内都不一定能走遍这些地方的每个县市；有的省区行政区划面积虽小，但所辖人口数量却十分庞大，如河南、山东等地，比欧洲英、法等国一个国家的人口还要多，同样不利实现现代化公共治理；还有一些省区，所辖人口及面积都很小，如宁夏、海南等，省级行政管理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和释放。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不合理行政区划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得举区域乃至全国之力而发展起来的经济中心城市，无法将其经济辐射效力最大化扩展，以带动周边区域均衡发展，甚至因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而导致周边地区出现“赤贫化”的恶性发展趋势。这种现象在大陆的区域发展中极为普遍。以北京为例，在这个被称为“帝都”的巨型城市周边，存在着一个贫困程度较深且集中连片的区域；其中，距北京大约两个半小时车程的距离处是张家口市，为了保证北京的生态环境，该市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封山禁牧和退耕还林，禁牧令影响了赤城县20万农业人口，该市4区13县，其中竟有10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以至有网民在论坛发文痛斥“ 北京，你吸干了我们的血”。这种现象，在同级别的都市圈，如东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以及伦敦都市圈，均是难以想象，在今日大陆却司空见惯。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是不利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二是容易激发区域矛盾，不利社会和谐。而消解上述矛盾的出路，除了在更高层面出台区域性规划以协调发展外，行政区划的合理调整更容易见到实效。再以北京为例，中共曾在1958年3月将河北省通县专区所属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等5县及通州市划入北京市，在同年10月河北省所属怀柔、密云、平谷、延庆4县划入北京市，上述县区市经济水平在划入北京后均得到大幅度提升。
　　时至今日，人口、土地、交通及资源承载等诸多压力使得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再次面临外延式扩张的抉择，党内及民间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声音也日渐响亮（大陆知名学者胡星斗甚至因提出“迁都”的建议而引发广泛关注），各种版本的行政区划方案总能激发起大陆民众无尽的想象。可以预期的是，李克强主政国务院时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共将有意识地推动国内行政区划自东向西、自大城市向周边县区市渐次调整。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所有的城镇化进程都将自然催生行政区划表动，而且，适时地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既能拓展大城市发展空间，也能有效均衡区域差距，更能在一定程度分流或拓展中共党内官员的上升出路，于中共自身利益及发展战略均有助益。事实上，近年来，包括北京、深圳在内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自发调整辖内区划结构并进一步探索与周边区县市的一体化发展。
　　第二，未来十年，大陆户籍管理制度或不可避免地出现“三元管理格局”。根据大陆官方公布的数据，2011年末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3%。城镇化率突破50%一度被作为中共执政所取得的重大成绩而大肆宣传。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该数据的统计口径，大陆官方已不再使用城市户籍人口，而改用城市常住人口（即在城市地区连续居住时间超过六个月的人口）计算城镇化水平。如此“偷梁换柱”的做法至少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反映中共对城镇化率过低心存恐慌甚至恐惧，不得已才变更口径以“提升”城镇化水平。若按城市户籍人口计算，扣除城市常住人口中大约2.4亿的农民工，大陆真实城市化率应该只有36％上下，与官方数据相差14%。虽然，变更后的统计口径更符合国际算法，但，2.4亿农民工因不具备户籍所确认的正式身份，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制度保障，因此，并没有真正实现所谓的“城镇化”，而是“被城镇化”。二是表明中共开始在官方文件中承认常住城市的农民工作为“事实市民”的身份存在，这一身份不以户籍界定，只以属地常住划分，这就为后续的户籍制度改革埋下了伏笔。
　　城镇化的坚定推进必然导致户籍制度的松动，甚至最终取消。关于取消户籍制度的讨论，并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气候，只是在大陆入世之后的“打工潮”及“民工荒”出现时才成为一种主流声音。其实，李克强早在《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一文中，即已清楚宣示自己的主张：城镇化的进程，“还必须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使户口政策等随之松动”。在此文发表的22年后，大陆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向社会全文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对于户口迁移政策实行分类，在县级市有合法职业和住所，即可落户；在设区的市有合法职业满三年可落户。继续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与户口性质挂钩。根据中共决策惯例，国办《通知》下发后，地方将随后跟进具体细则以落实文件精神。事实上，《通知》的公布已经公然宣告饱受诟病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将大范围的消亡，只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保留了一些限制。需要指出的是，该《通知》的主要起草部门——人口计生委，也是由李克强分管。之所以不选择将大城市也一步到位地纳入到改革范畴，主要是为避免一些特大城市因过于膨胀造成的“城市病”，更重要的，是担心大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现象的出现。李克强在近几年开始使用一个新词汇——“双二元结构”，意指，在城乡之间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同时，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现象又在显现，后者既包括城镇居民与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之间在生产生活条件上形成的差异，也包括城镇历史遗留的棚户区困难群众与大多数市民之间在居住条件上的差异，这种多发于大城市的差异现象更容易引发严重社会问题。该提法的理论性很强，李克强早在《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亦有明确禅阐释，由此可见其思想脉络传承与延续的真实可考性。
　　一种极可能出现的结果，基于担心“双二元结构”影响社会稳定的考虑（政治稳定对于习、李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依然是压倒一切的决策前提），预计李克强主政期间将很难放开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户籍限制；而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加上中央政策的指引以及地方出于发展经济的诉求，共同决定大陆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将在短期内大幅松动直至取消；与此同时，鉴于“农业户口”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具过渡性的“社会安全网”功能以及其背后的农村土地权益问题牵涉复杂（后文将详述），“农业户口”极可能被中共长时间保留，并限制“非农户口”向“农业户口”的逆向转移，由此，将导致大陆在户籍管理方面出现大城市、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出现三种不同的制度。更进一步，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户籍改革进程，我们还可以发现，城市户籍的存在基础——其所承载的教育、医疗及住房等优惠保障——也在中共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统筹改革中趋于瓦解，从李克强近些年主导的“新医改”及“社保全国统筹”、温家宝晚期推动的“新教改”以及早在朱镕基时代即以起步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所有重大改革，不约而同地、自觉不自觉地都在服务大陆城镇化的进程。必须承认，“城镇化”正是大陆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最为重要的趋势，趋势既成，则势不可挡，所有的反复及倒退都将被趋势的车轮所碾碎。
　　第三，未来十年，大陆农村土地管理格局将出现颠覆性重构，由此对大陆产经结构产生全面影响。观察大陆发展的经济脉络，除城镇化趋势锐不可当外，还有一种趋势性的力量一直影响着大陆的改革进程——要素市场化。西方经济学所定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与技术。大陆改革至今，其中，劳动力市场尽管存在因体制内外而导致的“身份歧视”，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已是基本现实；资本市场虽然依然将服务国有企业融资作为“潜规则”，但，资本的自由流动也确实正在从国内逐渐扩大到全球；至于技术的市场化，大陆当局也只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即可促进其规范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必然催生生产要素的全面市场化，大陆要素市场化改革唯一滞后的领域就只剩下了土地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各种资源要素因被国企垄断而并未完全市场化，但，基于国企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存在，其所垄断的资源要素其实也间接实现了市场化。如此，便只剩下了广袤的农村土地因为种种羁绊而未能破局，而要素市场化改革及城镇化的进程，将共同迫使这一领域出现同一变化。根据大陆官方数据，目前，大陆农民人均宅基地使用面积为153平方米，根据中共对未来城镇化的规划，今后20年，每年将有12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地区，每年将新增闲置农村宅基地276万亩，20年后，将闲置5520万亩；再加上目前常年流动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已高达2.4亿，农村闲置宅基地存量估算也是5520万亩。也就是说，在既有人口数量、政策基调及城镇化速度不变的前提下，20年后，大陆农村将出现1.1亿亩的闲置宅基地。由此释放的耕地面积则更是高达12亿亩（目前大陆的耕地面积也仅为18.2亿亩）。如此情势，必将迫使中共当局对农村集体土地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而调整的基本方向只能是：宅基地使用的城乡统筹以及耕地的规模化重组。
　　鉴于现有土地制度对于大陆政权作为社会主义存在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中共历史上基于土改而导致的动荡记忆，中共领导人针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便存在先天性保守倾向，一直到200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才作出具有标志性的决定，决定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中共在会议公报中称这一决定是为了因应“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多和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作出，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城镇化及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已经到了变革的节点。该决定从中央层面明确了未来农村土地改革的基本方向，全会闭幕之后的数年，成都、重庆、山东以及浙江嘉兴各地相继作出大胆探索，形式不同，目的一致，都是试图整理释放农村建设用地以及促进耕地规模化流转经营。其中，中共明星高官薄熙来在重庆试点的“地票”交易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受关注，这种制度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批准复垦为耕地后，再经由相关部门验收，转换为等量面积建设用地指标凭证。“地票”采用“先补后占”的用地模式，即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为耕地之后，才在城市新增一块建设用地。这样既解决了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又实现了保护耕地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因薄熙来在十八大前“落马”，其在位时所推动的“唱红打黑”、“八大投”等诸多工程也连带遭遇质疑，但“地票”交易制度并未因此被终止，大陆舆论依然对此探索抱持支持态度，由此或可管窥中共对于未来土改的基本态度。
　　可以肯定的是，李克强一定是土地产权体制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与推动者，在其任内，大陆土地改革必将实质性推进。还是回到李克强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一段话非常耐人寻味，“农业依靠自身积累发展的实现还有赖于土地产权体制的改革”，“现有土地关系下农业经营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迟早要得到解决”。这一“迟早”要解决的任务终于还是落到了李克强的肩上，而他也确实在十七大之后积极推动这一工作向前进展。在大陆从中央到地方所推动的各类土地政策探索中，有一项工作值得重点关注，即由国土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而这项工作被国土部以硬指标的形式要求各地在2012年底前必须完成。确权的目的当然在于流转。之前也有流转，但由于产权不明晰及中共出于对流转所可能导致的流民现象的恐惧，大规模的农地流转并未形成气候，且容易引发纠纷。需要强调的是，此次确权之后，农民对自己既有的宅基地及耕地的权利名义上依然是承包经营权，但该权利在当前的改革语境下已经等同于所有权。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经营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从“三十年”一变到“长久不变”，大陆学界多认为，此提法其实等于变相承认了农村土地权属的私有化（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甚至公开建议将农民承包经营权规定为999年不变）。
　　由此，一个可以预期的变化将在2013年窥见端倪：全国范围的土地确权完成后，最后也是最为庞大的一个要素市场也将随之开闸，沉睡了六十年的土地市场一旦被唤醒，又一场财富盛宴就已不可避免；在资本下乡的大潮中，大陆农民将因土地产权而第一次享有不菲的财产性收益，并以此获得进入城市的原始资本；中共为避免失地“流民”现象的存在，对下乡资本必然进行严格约束，通过立法及行政手段要求资本在圈地过程中匹配就业机会的方式规范其“下乡”进程，同时也将鼓励农村专业合作社作为土地流转的重要参与主体以缓解可能带来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宅基地将被资本整合进一体化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进行流转，由此根本冲击到大陆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格局；农村耕地将被资本整合进现代农业模式以推进规模化经营，并且自发衍生出别具一格的农业经营模式（后文将详述）。在此进程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陆农民或第二次因为农民身份而被城市居民所羡慕（第一次出现在98年的下岗潮时期，许多城市国企员工出于失业后可能无处谋生的恐惧而对农民有耕地作为保障的生活心向往之）。
　　第四，未来十年，大陆现代农业将获得长足发展，大陆的精英阶层将探索出全新的农业经营模式。城镇化不断推进的结果，意味着农村地区将会腾出越来越多的土地，流出越来越多的农民。更少的农民，更多的土地，客观上必然产生农业现代化的诉求。
　　中共党内及大陆学界对于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并无异议，对于实现手段多有分歧。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阶段，如果能及时加强农业、发展农村，顺利实现农业现代化，整个国民经济就会持续协调发展；如果忽视农业和农村发展，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就会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等诸多问题，导致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2011年大陆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补齐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决定着大陆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鉴于农业生产的单位利润较低，规模化经营就成了农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土地产权明晰后的自由流转则是规模化经营的前提。大陆“新左派”学者对该模式多有质疑，认为可能由此滋生新型地主阶层及流民危机，但却并无可行替代方案提出（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在胡温执政初期轰轰烈烈推进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最近几年也日渐淡出公众视线，实际宣告“新左”关于三农问题解决方案的失败）。不管怎样，中共决策层发展现代农业的决心已是基本共识并难以动摇，通过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的思路也已基本定型。中共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首次将“三化同步”作为重大战略和历史任务，即“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中共唯一的顾虑的只是，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对粮食生产及农业人口的“挤出效应”，即如何在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既不会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也不会导致失地农民的经济来源断绝。
　　基于此，中共再次祭出了“中国特色”的主张——“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究竟何为中共所期许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一是家庭农业是否妨碍农业现代化。所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家庭经营的，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从国内外的情况来看，家庭农业并不妨碍农业现代化，这早已被事实所证明。二是小规模能否实现现代化。大陆农业的小规模经营是由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大陆有2.5亿个农民家庭，因此，在大陆就必须要在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下实现农业现代化。陈锡文认为，从长远来看，大陆的经营规模会逐步扩大，但不可能像欧美那么大。全世界通过家庭农业经营实现的现代化，不是说经济发展了就去改变家庭经营模式，而是改变农业家庭经营的外部环境。这就需要完善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实施保护政策，完善农产品的市场体系，完善社会化的农业服务，完善农民的自组织体系等等。只有这样，家庭经营才能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上逐步走向现代化。之所以有如此主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中共对规模经营所可能导致的“非粮化”现象深存恐惧。大陆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流转给农户的土地，农户继续流转走，仍然进行生产种粮；流转到企业的土地中，继续生产粮油的不到10%。
　　总体而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大陆农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十年，中共将下大力气培育农村社会化服务供给的主体。中共一直在谈要在农村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么多年来，大陆形成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分”得已经够多了，下一步要解决“统”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农村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的问题。目前，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种粮大户、村集体等纷纷成为“统”的主体。农村社会化服务主体做到极致的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农协在农村几乎无所不能。日本不仅给农户提供农业技术指导，还提供经营指导。比如，农协预计今年苹果价格下降，就会告诉农户把苹果树上的花打下来三分之一，就可以通过减少市场供给，提高苹果的价格。大陆要培育农村社会化服务主体，首先要打破制度上的限制，给予农村社会化服务主体合法地位。其次，要让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够享受强农惠农政策。第三，更多社会资本的进入将自发探索出全新的农业经营模式。近些年，大陆出现了一个跨界投资农业的IT精英人群，养猪的网易CEO丁磊，种大米的京东商城CEO刘强东，饲鸡喂鸭的口碑网创始人李治国，开有机农场和网上生鲜商城的网游元老“第九城市”，以及由柳传志亲自确立农业为三大战略之一、先后入股湖南“武陵”与河北“乾隆醉”两家白酒企业、正在武汉白沙洲投资12亿建水产冷链园区的联想控股。腾讯老总马化腾说，未来所有产业都将被互联网化。这样一群IT精英人群做起眼下很不透明、知识与技术含量相对低、基本无用户体验可言的农业来，不管成败，都必将对大陆农业经营模式产生出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共不可能鼓励社会资本大面积、长时间地租用农村土地，尤其会警惕现在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倾向。
　　此外，基于降低城镇化门槛的考虑，还可以预期，未来十年，大陆房地产市场的商业化取向将被长期压制，连接城市群的城际铁路投资将持续攀升。
　　关于前者，坊间讨论太多，笔者只强调一个基本事实：房价飙升，升的从来不是房屋的价格，而是土地的价格，而房屋本身的价值则是从建成后就逐年减损的。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的垄断性，其财产权和受益权，从来都不是至高无上的。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大土地占有制和地主阶级被取代的原因。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和城郊的土地由于其位置的自然垄断性，土地价值肯定会急剧上升。国家以税收形式分享和再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以保障全部城市化人口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居住权、享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权利，具有充分的社会正义性和合法性。因此，在尊重土地财产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基础上，使用强有力的财政税收杠杆，再分配土地在所有、占用、保有和转让各个环节的垄断收益，保障在城镇工作的全体公民的基本居住权，并推动地方政府实现从土地财政向税收财政的转变，是大陆城市化和楼市健康发展的方向。
　　关于后者，李克强在《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到，“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城市群可以通过现代交通网络，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结起来，促进不同规模的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时下，大陆铁路建设虽正因刘志军一案而有所停滞，但需要正视的是，比较每平方公里铁路里程和人均铁路里程，大陆铁路密度很低。相对德法日每平方公里50米以上的铁路里程，大陆仅不到10米。人均数值更低，相对俄美人均70厘米以上铁路，大陆人均铁路里程仅7厘米。但大陆每公里已营运铁路的货运量是其他国家2倍多，客运量仅低于日本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单位铁路负荷量较大。如果，再考虑高铁技术一贯承载的大陆民族自豪感、巨大的GDP拉动作用以及可能到来的交通系统内的大部制改革，大陆未来十年的铁路建设几乎不可避免地将持续加速向前。（转自 国宏信息研究院）


附注：李克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详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03期